最近的情况是，在通胀走高的形势下，一方面货币供给的增长速度依然很快，一方面政府实施了临时价格干预措施。这两件事都不太大，但是组合到一起，我认为这个小问题里可能有一个大危险。

　　目前在认识上存在着将货币总量和物价结构混为一谈的倾向。从2004年以来，流行的思维就是结构性的分析方法，比如结构性过热、结构性房地产价格问题、结构性股市泡沫。现在通胀指数超过了5%、6%，我们还是称之为结构性物价上涨。这当然没有什么错，但是一味强调结构问题就会忽略对总量问题的观察和警惕，会对国民经济产生较大的影响。

　　价格干预包括两种形式：一是上限管制，就是用行政或法律的力量限制商品服务的最高价，凡是在市场上以高于规定最低价出售商品服务的卖家，被看作违规或违法；一是下限管制，则是由管制当局规定最低价，不得在市场上以低于规定最低价的价格出售商品服务。除了直接管制价格数量，也存在通过直接限制某些行为，或限制合约的非价格条款来限制某些生产或交易的活动，从而间接管制了物价。

　　让我们通过几种产品，看看目前的价格管制。第一个是电。关于电的矛盾几年来一直没有解决：煤价是在基本开放的市场上由供求力量形成，而电价是政府管制的。2007年以来煤价大幅度上升，发电公司必须买煤发电，而电价不能涨，结果导致发电公司亏损。另外还需要指出的是，在煤价形成中也存在着非市场干预，比如由于强调煤矿安全生产而关闭大量中小煤矿，有下限管制之效。国民经济发展到今天，这种两难问题不是简单的对错能解决的。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考虑分寸、时机与量度等。

　　第二个是粮食。目前对食品实行价格上限管制。由于政府大量抛售库存，国际粮价的上涨没有传导至国内。这当然是好事情，如果粮价也大涨，那通货膨胀就更严重了。但是也有隐忧，因为目前的粮价是为下一个生产周期提供信号的。粮食相对价格压得低，农民生产的意愿就会下降。更重要的是考虑粮食问题时，不仅要考虑生产问题，还要考虑库存问题。当农民的通胀预期起来以后，惜售行为就会出现。

　　第三个是劳动力。现在有了一个最低工资限制。目前最低工资水平与市场决定均衡价尚未相差很多，因此可以说最低工资对劳动力价格的歪曲程度不是那么高。在劳动力市场上较严重的问题是非价格管制，即2008年1月份生效的新《劳动合同法》。按照新劳动法规定，周六、周日工作，需要加工资。这其实是在限制那些宁愿在周六周日不要加倍工资而要工作的人。再比如一些单位已经出台通知，所有的短工合同只签一次，不能签第二次。这些事实都表明在劳动力这个重要的要素上，我们下限管制的力量其实在增加。

　　第四个就是土地。维持政府征地和独家供地制度、排斥集体土地入市，实质上也是一种下限价格管制，因为它限制了供应量，降低了土地供给之间的竞争，一定会抬高土地价格。我不相信土地价格会抬高房价，但是在需求不变的情况下，土地价格往上升，会使得高房价得以实现。目前局部地方和城市出现的房地产市场“拐点”，是房贷收缩即需求管理的结果。房地产供给方面，下限价格管制导致的推高压力并没有根本消除。

　　以上四种产品可以分为两类：一类是产出品，我们实行价格上限管制；一类是重要的要素投入品，我们实行价格下限管制。两种政策组合在一起，我认为会产生一个打击生产的效果，对于治理通货膨胀是不利的。1980年代，饲料粮价格刚放开，猪肉价格依旧管制。用江苏农民的话讲就是：“议价饲料平价猪，谁养猪谁是猪”。这是很深刻的一课。

　　所以我主张货币要紧一点，物价要松一点。不要花很大力量去管制物价，但货币控制要坚定不移。在价格管制中，不要将要素价格往上顶，产出价格往下压。在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时，反对意见会很多。但是不要看到就业和经济增长下来一点，就说货币还是松一松吧。只要货币松一松，物价就又要起来了。通货膨胀尤其损害中低收入家庭，于是实行物价管制。真是这样演变下去，小问题真是有可能变成一个蛮大问题。通货膨胀会成为一个中期慢性问题，始终挥之不去。其间，行为的歪曲、效率的损失，都不容忽视。严控货币在前期可能会有些痛苦，企业界、居民、舆论、政治上都会面临压力，这时需要顶住。形象的比喻就是现在温度已经蛮高，重要的是要撤火，釜底抽薪，而不能说底下再加把火，上头加个盖。那轻则烧煳，重则炸锅。中国经济就是处在这种关键的时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