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在中国，服装也是政治”在汉语世界里，“衣冠”本来就具有特殊的意味。它代言着文明、开化与正统。但衣冠只是路径，只是表达，它通往的都是自己千年不变的道路。
1955年，在《六亿蚂蚁》一书里，法国记者罗伯特·吉兰这么描述着他的中国印象：“不管走到哪里，人们都穿着蓝布衣服。……姑娘们也穿着长裤，除了下垂的头发或农民式的辫子，她们穿得跟男人一模一样。……一群群人，一个个都像是刚从蓝墨水中洗澡出来，一身去不掉的蓝色。”
吉兰由此感慨，这个国家是一座“蚂蚁山”，六亿民众是栖息其中的“蓝蚂蚁”。此后二十余年，随着《六亿蚂蚁》的持续畅销，这个说法频繁出现于西方报刊。“蓝蚂蚁”成为大陆中国人的代名词了。
撇除傲慢与偏见，吉兰的说法并不夸张。1978年冬天，当皮尔·卡丹夹杂在大群游客间，缓缓走向八达岭长城时，他看到的依旧是一个蓝咔叽布的海洋。然而，与吉兰不同，这个威尼斯破产商人之子，这个出身贫寒、当过裁缝学徒的巴黎时装设计师，此时却在这个冻原般的国度，嗅到了别样的气息。
这个冬天，皮尔·卡丹产生了在北京举办几场时装演出的想法。他后来谈到，“这是个疯狂的念头。……我曾以为这是不可能的，但我还是做到了。”
的确举办时装演出此时不啻于天方夜谭。这一年冬天，尽管坚冰初破，这个广袤而神秘的国度依旧色调森严、禁锢处处。对西方的舶来品，这个蓝黑灰的世界不仅疑虑重重，甚至心怀敌意。
“大约11月下旬，对外友协转来了报告，说一个法国人要举办时装演出。对这类活动，当时我们闻所未闻。……”二十多年以后，在北京中纺里的一处公寓，一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耄耋老者追忆着当年的情景：“当时，改革开放的舆论已经抬头，但是大氛围还是冷色调的。这个事情，不敢拍板，没有人敢拍这个板。……”
在皮尔·卡丹的反复游说、活动下，当年年底，由纺织工业部牵头，外贸部、轻工业部派员参与，一小群官员进行了“三部会商”。然而，几次会商后，这个报告还是被搁置了。
山重水复疑无路。直到次年初春，这些官员看到了那顶帽子。
这一年农历春节，也就是1979年1月28日，邓小平开始了为期八天的美国访问。五天以后，在德克萨斯州的一个竞技场，这个刚刚被《时代》周刊评为“年度风云人物”、并以48个整版篇幅详尽报道的“新中国的梦想家”，大大方方地戴上了两名女骑士送来的白色牛仔帽。这个象征性的细节，不仅引发了世界范围的热烈报道，它也让这场行将夭折的演出柳暗花明。
牛仔帽是一个符号，是一种政治隐喻。对此，这些官员心领神会，他们一改拖沓和观望，迅速准许了这次演出。与此同时，一些限制性要求也出现了：演出不报道、不宣传，“尽量低调”；不对公众开放，仅限外贸界、服装界官员及专业人士进行“内部观摩”；各单位在发放门票时，应严格把关，挑选“思想素质过硬”的观众……此外，原定在北京举办的三场演出，也被一分为二：北京首演之后，另外两场演出将在上海进行。
正是这个决定，催生了中国第一支时装模特队。
1988年2月，服装设计师皮尔·卡丹先生(左二)接受记者采访。
初次登台
在北京的首演，很难用“成功”或“失败”来评价。1979年3月10日，当8名法国模特和4名日本模特缓缓走上民族文化宫的一处新搭就的T型台时，现场的气氛无比凝重、紧张。作为亲历者之一，新华社记者李安定后来谈到，当时场内“人满为患”，几百名观众大多“穿着蓝灰制服、屏住呼吸”；另一位在场观众的回忆更为细微：“那些女模特出现时，我产生了一种晕眩的感觉。……坐在我附近的观众，也一个个脸色严峻，表情变化得很厉害……”
与北京相比，上海的氛围宽松了许多。以入场券发放为例，主办方仅有三点要求，“专业对口”、记录姓名，以及入场券不得转让。这么一来，不仅专业官员，许多服装设计师也得以入场观摩。二十多年以后，上海服装公司设计师徐文渊回忆说，“当时我一看，他表演的这些服装，款式新颖独特，色彩也绚丽多彩……”
服装之外，那些艳妆的模特，更唤醒了许多老上海的记忆。毕竟，距离十里洋场的上海滩时代，此时还不过三十年。徐文渊记得，演出结束后，他和自己的顶头上司、上海服装公司经理张成林一起回家。路上，张成林忽然冒出了一句话：“你看，这个立体宣传多好啊，我们也来搞一支，怎么样？”
徐文渊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“他会讲这样的话？行吗？我们国家行吗？那么保守、那么封闭的那个年代……”徐文渊后来说：“我看着他，我讲，你敢的话，我大力支持你。”
出乎徐文渊意料的是，张成林固然不是一时兴起，主管部门也并非铁板一块。几天后，由徐文渊草拟、张成林定稿的组建模特队方案书，到达了上海市手工业局局长刘伟胜的案头。据说，刘伟胜当天就召见了他们。
“看了这个方案，(刘伟胜)基本上赞同。……”徐文渊说：“但是，对时装模特几个字，他犹豫了半天。他讲，模特儿，这是外国的称呼，好像有点低级趣味的感觉。他讲，这样吧，在我们国家不要叫模特，就叫时装表演演员，怎么样？……”
此外，业余性质、男女混杂、强调“纺织工人”的身份……也成为组建表演队的几个条件。顺理成章地，徐文渊出任了表演队领队。
变化
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，张成林、刘伟胜等人表现出了足够的勇气。然而，作为历史中的小人物，他们依托的背景，实则是一个坚冰初破、含苞待放的初春图景。
早在1978年夏天，许多西方观察家就注意到了暗流的涌动。这一年6月8日，《基督教科学箴言报》的记者这样描述北京街头的变迁：“虽然单调的灰色和蓝色衣服仍然是标准的服装，但是妇女开始涌向百货商店，从有限的供应品种中选购衣料。在城市，卷发和电烫发型开始时兴。北京排队最长的地方是理发店。”与此同时，传自香港的喇叭裤在广州街头悄悄出现，这种裤子改变了女装裤右侧开口的习惯。作为流行文化的最初冒险，它被许多人认为“不男不女”，并一语双关地说它“颠倒乾坤”，然而，短短几年时间，它迅速地风行于各处城乡……
不仅民间，官员们的态度也悄悄变化着。如果说，允许皮尔·卡丹举办演出，不过是少数官员的大胆举动的话，那么，就在皮尔·卡丹首演次日，路透社的一条消息折射了更多官员的内心：“尽管那些观众都是经过严格审查的，但走出民族文化宫时，男人们大多解开了风纪扣。一些胆大的姑娘更把裙子提了提，露出雪白的膝盖……”
也就是说，演出事实上大获成功。它唤醒了几百名中国官员对美、对差异化世界的本能向往。正是这种汹涌的、席卷了大多数人的暗流，让张成林、刘伟胜们萌生了组建表演队的想法，从而开风气之先。
尽管如此，表演队的组建，也远谈不上一帆风顺。
模特队
上海服装公司下属有八十多个工厂，青年男女数以万计，萌生想法之初，张成林就决定“到工厂去挑选(模特)”。但按国际惯例，入选条件应包括身高、胸围、背宽、乳 房间距等硬指标。徐文渊为此万分为难：“我这一看，复杂得很啊！……这些都是隐私，在当时可以说是最大的隐私，你怎么打听？怎么选？”
无可奈何之下，徐文渊只好大打折扣：男演员身高179厘米以上；女演员身高165厘米之外，三围应分别在80厘米、60厘米和80厘米以上。最后，“下半身应比上半身长八公分”……
更困难的还在后头呢。1979年春夏，中国女工的普遍形象，是蓝咔叽布工装、肥大长裤，以及一双深颜色的塑料凉鞋。即使得风气先的上海，那些最时髦的青年男女，相互攀比的也不过是的确良衬衫、回力牌球鞋。难道这些入选男女真有勇气在T字台上招摇过市？难道她们的父母会忘记上海的文革，正是从红卫兵上街剪“小脚裤”开始的么？
“当时张经理要求我们，要做到‘四个通’。”徐文渊后来回忆，“思想要通，家庭要通，本人要通，朋友要通。要‘四通’……”
“四通”中，最困难的是家庭这一关。徐文渊记得，一名条件很好的杨姓男青年，因为父母坚决反对、“怕孩子学坏”，而不得不放弃了。即使是最终入选的那些成员，也无一例外地面对着巨大的家庭阻力：年仅19岁、刚刚参加工作两个月的柴瑾，长期不敢向母亲吐露真相；思想开放、敢想敢做、被称为“性格演员”的徐萍，干脆向所有家庭成员封锁了消息……
整整八个月以后，时装表演队终于组建完毕了。这一年秋天，在一处清理出来的库房里，表演队首批成员开始了自己的训练。他们中，包括了七个小伙子以及十二位姑娘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