日本古代也是同样情况。自进入平安时代后，虽然法令是规定一夫一妻制，然而一般男性除了户籍上所登记的正室外，还拥有多名侧室，人们也都默许这种状况的存在。

　　在日本，社会的传统性一点也不亚于中国，婚姻、家庭被看作是人生的一个必然归宿，人(尤其是女人)到了一定的年龄如果还没有结婚成家，就会被认为很不正常，甚至被人看不起。结了婚，生了孩子，才能有稳定感，才能得到人们的信任与尊敬，这种情况在世界大多数地方都是存在的，但是在日本，这种情况更为突出，更为强烈。在日本古代(现代社会也差不多)，女人只有作为已婚的母亲才会被完全看成是一个女人，不论丈夫是活着还是死了。因为在这种情况下，才可叫做“一人前”，这个词的意思是“成年”和“可尊敬的”。

　　结婚既然是为了求得父母的欢心、为家庭和社会尽义务，那么这种婚姻很难不受父母的干预，也很难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。在古代日本武士阶层的道德观点中，爱情和婚姻是两件互不相干的事情。个人的感情是无足轻重的，有时甚至和家族利益相对抗，那么就必须为了维护家族利益而放弃爱情，否则就要被家族、社会这个庞大的机器碾得粉碎。这似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共同规律，婚姻制度建立起来了，可是婚姻是不自主的，中国梁山伯和祝英台的悲剧，欧洲罗密欧和朱丽叶的悲剧，在日本古代社会也在一幕幕地重演，而且其严酷和悲惨程度比中国、比欧洲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　　在日本古代社会，家庭绝对是父权制的，这也是这个传统社会的一个突出标志。父亲是一家之主，无所不能，家庭成员没有自由可言，这样家庭才拥有自由，因为家庭不但是生产的经济单元，而且是决定秩序的社会单位。成与败，续与亡，不取决于个人，而取决于家庭。父亲的权力是专制的，他有权留下孙子，而把媳妇、女婿逐出家门。他有权处死淫荡的儿女，还可以将儿女贩卖为奴隶为娼妓。他可以任意与妻子 离婚，也有权娶三妻四妾。他可以对妻子不忠，在外面寻花问柳也无关紧要。当基督教传入日本，宣传纳妾、通奸是罪恶之事时，许多日本人抱怨不已，认为它扰乱了日本家庭的和平。

　　在世界历史上，包括在日本和中国的历史上，妇女的地位在早期比在后期为高。自从出现私有制社会、即男权社会、夫权社会后，妻子沦为丈夫的私有财产和工具，发泄性欲的工具、生儿育女的工具和家务劳动的工具。在中国最古老的甲骨文中，“妻”“妾”皆从女，有长跪的形态，这都说明了女子在家庭中的卑下地位。

　　在中国历史上，从夏、商、周这“三代”直至汉，是封建制度的形成与巩固的时期，在这个时期有许多确定社会“纲常”(即社会结构、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)的论述，其中女子必须服从男子、妻子必须服从丈夫、是核心内容之一。

　　中国古代的这种男尊女卑的观念极大地影响了日本，社会以男性为中心，而女性应遵守“三从”——在家从父，出嫁从夫，夫死从子。当然这种影响只是外因，内因是随着社会和历史的变迁，男子的经济地位提高了，同时还受着日本古代社会尚武精神的影响。日本古代的妻子除了在家庭中学习一些礼仪外，完全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，似乎只是为了一个人而活着，即丈夫。妻子有绝对的义务为丈夫恪守贞节，如果丈夫发现妻子有不贞行为，可以立即处死奸夫和淫妇，对此，德川家康曾经明文规定，如果丈夫杀死淫妻而宽恕奸夫，则亲夫当被处死。哲学家益轩也说过，如果妻子是个喋喋不休的长舌妇，则夫可休妻；相反，如果丈夫偶尔放荡、野蛮，妻子就应该加倍地对丈夫温柔体贴。

　　在这种观念的长期影响下，日本妇女从古至今成为世界上最忠诚、最温顺、最勤劳的妻子，令中国妇女在某种程度上也望尘莫及。千百年来，在许多家庭中形成的一套规矩是：当丈夫下班回家时，妻子在门口跪而迎之，第一句话是：“您回来了。”第二句话是：“您辛苦了。”第三句话是：“感谢您为家庭所做的贡献。”然后递上一把热毛巾、一杯热茶。在大街上不时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：丈夫在前面走，妻子在后面跟(大概这就是所谓“男先乎女”吧)，而且背着、拎着所有的重的东西，丈夫则什么也不拿，还不时斥责妻子“走得快一点”。

　　日本人还很崇尚母性，妻子在丈夫面前必须担任两重角色，一重角色是妻子，满足丈夫的情欲，为他生儿育女；另一重是母亲的角色，像关爱照顾孩子一样地关爱和照顾丈夫。所以有些有了两个孩子的女子会对人说她有三个孩子，这“第三个孩子”就是她的丈夫。在日本文化中，妻子对丈夫、女人对男人必须全身心地奉献，为对方作出一切牺牲，这种观念比中国古代的“妻为夫纲”还要强烈得多。

　　一些西方游客对于这种情况会感到万分的惊叹和惋惜，日本的妻子真是最好的妻子，为什么这样“美好的”制度不能在西方流行呢?当然，中国古代的妇女对丈夫也很服从，很温顺，但是和日本妇女在这方面的礼仪化、规范化相比，仍旧要差一大截。